１、物价为什么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马克 发自广州
人为扭曲商品价格，和人为扭曲货币价格一样，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己狼狈不堪，整体经济也深受其害 上周回北京公干兼探亲，在家的第一顿晚饭吃下来，我也顺道听爸妈做了场物价形势报告会，概括起来就一句话：柴米油盐酱醋茶、蔬菜水果肉禽蛋，凡是吃的东西，无一不涨。
我爸粗算了笔账，比起去年，每月在吃上要多花两三百块。
正是这多出来的两三百，成了推高CPI的罪魁祸首。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比去年同期上涨6.9％，创了10年来的纪录。其中，单食品一项就让CPI涨了6.2％，换句话说，CPI的九成涨幅由食品贡献。
以食品的第一大类粮食为例，我们来看看市场需求和生产成本是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作用，将价格推向高处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将达21.2亿吨，增长5.3％，创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如此，由于石油价格高涨，生物能源变得有利可图，粮食除了传统的食品饲料用途，还成了工业原料，需求陡然增加，产量只是略长，粮价自然上扬。
石油不仅是能源，还是化工原料，高油价向下游传导，农机柴油、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增加了粮食的生产成本。
和粮食不同，国际原油价格不仅由供求关系决定，很大程度上，高油价是一个金融问题。因为原油交易以美元结算，这几年美元持续贬值，油价中虚胖的成分很大。对中国而言，本来可以通过本币升值来对冲损失，比如油价从60美元一桶涨到90美元一桶，涨幅50％，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从8∶1升值到6∶1，那对中国而言油价就只涨了12.5％。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要靠出口拉动，本币弱势有利于出口，因此人民币不能升值过快，升值不到位，就得承担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损失，比如高油价。
人民币低估的另一个代价是国内的流动性过剩。因为庞大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所带来的外汇都必须兑换为人民币，其中相当部分又逃过了人民银行的回收，这些凭空增加的“外汇人民币”极大助长了国内的股市和楼市泡沫。
经济是一个循环作用的有机体，城市房地产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村的地价，除了耕地承包费用上涨外，对城郊农民而言，种粮食还是“种房子”，更是一个现实的诱惑。
对农民而言，改变土地用途毕竟是件既费力又冒风险的事情，但改变自己的“用途”－－留村种地还是进城打工－－就容易多了。当一亩地忙活一年不如打工一天挣得钱多时，农村由“三八六零”部队留守也就顺理成章。而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又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上升，发改委的调查显示，今年农村雇工价格比去年高了将近20％。
以上种种，最后都要反映到城市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上，应该说，6.6％的粮价涨幅，已经是政府做了诸多努力之后的结果了。粮食是生产肉禽蛋奶和食用油的原料，上游的所有价格波动，都会向下游传导，并且常常会被放大。
食品中，涨幅最大的是猪肉，暴涨了56％，三倍于食品的平均涨幅。个中原因，除了上文所述，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猪瘟的大规模蔓延，有的养猪大省甚至出现了成片的无猪村。
食品是一种需求弹性很小的商品，人可三月无色，却不可一日无食。正因为事关民生，每当食品价格大幅波动，政府总要出台一连串的限价令禁涨令，殊不知这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既然是市场经济，就要让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种粮养猪有利可图了，就自然会有人去种粮养猪。政府可以启动财政手段，为低收入群体发放物价补贴，但不可以扭曲商品价格，以至干扰市场信号。人为扭曲商品价格，和人为扭曲货币价格一样，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己狼狈不堪，整体经济也深受其害。
如果刨掉食品，CPI就只剩下1％左右。这一点让中央政府的多数财经官员都比较乐观，标准的官方用语则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意思就是，CPI虽然已经比较高了，但还不是明显的通货膨胀。
学术界对此的争议就比较大，最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观点是：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全面通胀的迹象已经出现。
另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是，股市楼市的泡沫将如何影响CPI，用学术语言讲，就是消费价格与资产价格是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比如，在广州，我所在的办公楼与宿舍楼只隔着一条广州大道，但两座楼下的牛肉拉面价格就差了20％，因为大道两边的房价相差三到四成。这些零散的现象汇聚起来意味着什么？很遗憾，从央行行长到大学教授，没人讲得清这个问题。
２、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
□本报记者 舒眉 发自北京
中国社会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变：以往人们习惯了通过诚实劳动、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慢慢地积累财富，现在人们发现擅于“理财”，也是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
有句话今年特别流行：“跑不过刘翔，但要跑过CPI(消费物价指数)。”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还是挺有道理。在一个通胀——哪怕只是“结构性通胀”——的年代，要使自己手中的钱，不像热天的冰棍那样融掉了，最起码要跑赢CPI。假设今年1月，你把口袋里的钱存了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那时一年期的“整存整取”利率还只有2.25％，扣掉20％的利息税，只有1.8％的账面投资回报，一年下来肯定跑不过CPI指标了，收益只能是负值。
对于这点，一个不做股票(只是把钱存在银行或干脆藏在家里的人)或者做股票没多少收获的人，感受会更强烈一点；而一个从去年开始就介入股市、并分享了牛市成果的人，感受则可能会轻一点，甚至没有感受。
换句话说，中国社会致富的主旋律正在悄悄改变：以往，人们习惯了通过诚实劳动、量入为出、勤俭节约慢慢地积累财富；现在不少人却突然发现，原来除了劳动力这个要素外，其他要素——比如资本——对财富的增长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借助资本的“魔方”，财富的积累速度要超过单纯依靠劳动的收入增长速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这一项较上年大幅增加了26.5％，远远超过当年居民总收入10.4％的增幅。
当然“资本魔方”要能转起来，其前提条件是有“资本”。过去人们总认为“钱生钱”离自己很远——那只是富人的专利，但现在普通老百姓口袋里也有了“余钱”。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余额(居民储蓄中最主要的部分)将达到历史性的18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1980年400亿元的450倍。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这也是为什么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理财为什么越来越重要，还在于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育都已经上了个新台阶，为居民的“余钱”寻找各种保值和增值的渠道提供了可能。人们原来只能选择把余钱存入银行或投资于国债等少数投资品种，但如今居民可以广泛投资于股票、基金、期货、外汇、黄金等多个领域。居民不仅可以投资国内市场还可以投资境外市场，不仅可以投资于金融市场还可以投资于房地产市场。
相信今年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那些较早把手中的钱投资于股市和房市的人，其财富都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增长。
我有一个做贸易的朋友，其代理的产品出口销售额高达数亿元。他之前从来不炒股，也不谈资本市场。今年这个朋友和我谈起股票头头是道，他说：我一年挣个10％的利润已经很高了，但买中一只股票几天时间就能让我的投资翻倍。他说这话时，正是中国股市一路往上冲的时候，他未必料到现如今很多股票价格已被“拦腰截断”。即便如此，这个朋友的话还是给人启迪：借力资本市场让财富快速增值，理“活财”甚至比挣“死钱”更重要。
虽然参与“理财”的未必是赢家——典型的是，今年虽然是大牛市，但不少投资者还亏了本，但不参与的一定是输家。这就是那句老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３、牛市为什么难赚钱？
□本报记者 王小乔 发自北京
赚钱得凭技术，讲策略，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另外，你还得对咱们的股票市场还只是个学步孩子有足够的心理预期。牛市难赚钱，难就难在这里
我们赚过钱吗？
赚过。
多久？
好像有那么几个月。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把赚到的钱一点点赔掉。
上个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联合新浪网做了个调查，结果暗合了一句股谚“七亏二平一赚”。
开始的时候，人人都是股神，从2000到3700点，指数一路上涨，个股全面开花，股民一买就发。
后来，有些事就发生了变化。自从“5·30”半夜里政府决定多收一点印花税，指数打了个趔趄、仍然照常狂奔后，股民群体似乎就发生了分化：有的人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去追时开始慢了半拍，有的人干脆就一蹶不振了。
冲到10月16日的6000点，指数也累了，跌跌撞撞回到5000点，这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捏了一两根鸡肋，开始做股东，想赚钱是越来越难了。
是牛市不在了么？可回调了一个多月后，机构们又一个个理直气壮地出来说继续看好2008。
其实，整个股市就好比一只股票，先是主力资金不断进入，迅速拉升股价；跟着是散户资金蜂拥而入，接住一部分主力资金，股价趋于平稳；然后买方卖方开始博弈，股价进入震荡波段；最后，资金逐渐获利退出，股价下跌。
“5·30”之前的股市，靠着良好的基本面和前仆后继、听风就是雨的新股民，众股同台竞技，往往还越是ST涨得越多。听消息也好，自己分析也好，你总体上肯定是赚的。
无奈，监管层出手了，机构也开始着急了，上个季度还是某只ST股的第一流通股东，下个季度就跑到某中字头股的年报里去了。板块和个股只能轮番登台——银行、地产、钢铁、金属……这时候，要是你有中1亿大奖的福彩彩民的运气，还能跟上每一轮的步伐，否则，恐怕是眼瞅着别人的板块猛涨，憋了几天，忍不住去追，结果那个板块马上下跌，风水又轮到你刚卖的板块上。高抛低吸，知易行难，多数股民的实践下来，变成了追涨杀跌。
流动性过剩的当下，钱哪儿去了？打新股。
中国神华、中石油、中石化……三万多亿的资金，从二级市场提出来，在一级市场冻着了。可按照眼下的打新股制度，你得身家百万才有把握中上一签，不服气的想再去二级市场买入上了市的新股，一不留神又被套了。
结果，连股指都开始回调，回调又再震荡了，再想靠消息、靠运气、频繁换手，怕是“赔了交易费又折股”，赚钱自然越来越难。
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牛市，赚钱得凭技术，讲策略，还要有良好的心态。先降低期望值，不要总拿以前做比较；再继续学习交易技术；还得严格遵守止损点、减少交易频率之类的投资策略。
不幸的是咱们的股票市场还只是个学步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制度建设还很不完善、庄家还不少、内幕消息也经常乱飞、监管和司法处置缺位，以至于技术也常常失灵，你得对这个也有些心理准备。
其实，本来散户就比机构投资者劣势得多：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用自己的钱心态不够好。美国股市经过两百年的发展，个人投资者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但中国尚在起步。
怎么办，先清仓一段时间苦修内功、看清形势再杀回来么？
苦恼的是，手上的钱怎么办？要炒港股，跟要看足本《色，戒》一样，是要带着人民币从罗湖过一下关的；要炒房子，是要踩得准宏观调控的步伐的；要买保险，是要分得清真假营销员的。没办法，咱们还是继续去踩准主力的舞步吧。
４、政府钱袋为什么越来越鼓？
□本报记者 邓瑾 发自北京
最近几年，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并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政府是真的越来越富了。就看两个数字即可，一是财政收入的增幅，二是财政收入的超收。
先说增幅。今年我国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5万亿，同比增长接近30％，远远超过了今年GDP的增速。通常在经济结构和税收政策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应该与GDP增长大体同步，然而中国财政收入增幅远超GDP增速的状况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再说超收。今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的要多出7000亿—8000亿元，这令去年创新高的超收额(近4000亿元)相形见绌。今年这笔多出来的钱已经多到连政府都不知道该怎么花。
政府越来越富，在中国快速扩大的GDP这张大饼中，财政收入占比也越来越高，不过与此同时，工资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截至2005年，工资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15年。
政府有钱了，这直接体现在政府储蓄上。2000—2003年，我国新增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而居民储蓄率则显著下降。
一句话，中国超常的GDP增速所带来的好处，大头都被政府拿走了。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政府与民争利？
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居民收入相对停滞：居民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的37％下降到2003年的33％；同期，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
而政府储蓄率上升，最主要是税收收入不成比例地猛增。其次，政府部门公共支出较低，收支相抵后还有不少剩余，这又为政府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政府越来越深地直接卷入投资和生产过程，因此收入提高很快。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超收部分的支出迄今为止没有受到监督和约束，基本上政府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因此政府会越来越追求超收，比如年初做预算时刻意把目标降低等，好让自己的手头更宽裕，花钱比较不受制约。简单来说，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体系越来越向政府部门，而不是老百姓倾斜。
政府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多，意味着政府和企业投资受金融政策的影响就越小。目前，有超过50％的投资资金来自于“自筹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年起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收紧信贷来控制投资，恐怕也很难有明显效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对公平诉求的回应，而且还事关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健康和可持续，这个想法正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有学者还建议，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
调整正在进行。十七大报告就为提高百姓收入指明了未来政策着力的方向：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等。
这是增加百姓的“收”，另一方面也强调要增加政府的“支”，即在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上的支出。
不过，这显然还不够。财政收入中超过95％来自税收，正是税收的高增长成就了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因此“减税”也应该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通常在经济有了较好发展后，政府都会考虑以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可是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好像已经习惯了无关痛痒的减税，甚至加税。而真正以“减税”为政策目标的税制改革，包括增值税的转型(缩小税基)，迟迟没有全面启动。
５、工薪阶层手头为什么越来越紧？
口本报记者 黄小伟 发自北京
收入分配的不均衡造成财富向更富有的阶层流动，加上医疗、教育、居住的过度支出，最终导致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工薪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任部门经理，不久前向我抱怨说，现在他越来越怕失去工作。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有付不清的账单，支出越来越多，而收入却未见增加。
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几年高速发展，2007年也不例外，GDP增速铁定超过11％，政府财政收入也有望超过5万亿元，而企业利润在最近十年中年均增长则达到惊人的38.7％(2007年的利润增幅为估算)。
但是个人收入这块却并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最近8年来，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的涨幅都在两位数以上，平均涨幅为12.9％，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社的另一项调查中却有85.4％的人自称工资涨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称4年来工资“不涨反跌”。这项调查有来自29个省区的1604人参与。
为何中国社会的工薪阶层——它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体——不能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
首要的原因是中国不均衡的收入分配体制。
从工资收入流向看，更多的财富流向了个别的收入群体。比如，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蓄水池”，吸收了大部分“增长”。
即便在同一行业中，财富也更多流向了管理层。目前有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因此即便是在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有从这些“增长”中分得多少份额。
再从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中，分配到个人的财富又明显不及前两者。目前，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个人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支出又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在2007年物价上涨过猛的背景下。
由于政府在公共基础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销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城乡家庭人均年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占11.8％，教育支出占10.6％(排除无教育支出户后占18.2％)，远高于交通通讯支出(7.4％)和衣着支出(6.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居民家庭医疗、教育支出负担上升过快的问题。
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中国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却让中国的工薪阶层成为最大的贡献者。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个中原因，在于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由于收入代扣代缴，无论税法规定要纳多少税，工薪阶层基本上很难跑得掉。而另一面，由于手中握有无数企业，富豪们能将个人支出都计入企业成本，而不给自己开工资——由于没有工资作为税基，税也就无从征起。
中产阶层或者说工薪阶层的日子难过并非中国独有。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的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欧洲的中产经济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M型社会”概念——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的财富快速攀升而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却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其主体是工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保护工薪阶层的利益，需要政府加大对垄断工资的规范力度，清理基于机会不均等下的潜规则收入，有效控制物价涨幅，对严重影响工资涨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投入，让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有基本保障。
６、看病难看病贵为什么还在被抱怨？
□本报记者 赵小剑 发自北京
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至今仍无法解决。而很少有人意识到，看病难的关键在于解放医生。看病贵则是因为国家财政投入过少，老百姓看病基本得靠自己的腰包
先说“看病难”，这是一个不能一概而论的判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你去一、二级医院看病，等候时间超不过10分钟。很多时候进门就看。这些医院的院长常常为门可罗雀而忧心忡忡。相反，你如果去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著名三甲医院去看病，下午时光就可以看到为第二天看病排队的病人、家属或号贩子，他们要在这里风餐露宿整整一夜。顶级专家的预约号黑市上卖到上千块钱。
这说明什么？它说明医疗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直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它更说明，优秀医生在人才市场是严重供不应求的。
按照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一件产品和服务严重供不应求时理应出现的情况是价格升高，使价格不变或回落的方法是增加供给。
但是呢，在中国，医疗服务的价格是政府定死了的，不能动。所以“红包”或称“点名费”接踵而来。在我看来，“红包”是什么呢？“红包”是对于优秀医生人力技术资本未在医疗服务收费清单中体现出来的隐性价格。
可是，对待好医生的医疗技术这一稀缺产品时，政府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一是在全国范围的医疗系统内展开了一场整风严厉、旷日持久、时至今日仍未结束的“反商业贿赂”运动。有些地方竟然演出不管医生是否收了“红包”，每月必须让医生交出数百元“贿赂款”，否则开除医生的闹剧。二是加大医风医德教育。
这种做法的效果是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压制、抹杀或者消灭医生的真实劳务价格，从中传递出的政策希望是，医生不是被称作“白衣天使”吗？最好是永远不吃不喝的圣人或者是不管自己死活、只为病人服务的“活雷锋”。
在运动的威慑下，好医生既不愿意铤而走险，也不愿意以大大低于自己劳动的真实价格为病人看病，干脆休息了！
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好医生开始退出医疗服务供给的平台，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走上成为好医生的艰苦道路，不做临床医生，或者早早出国。这些现象并不是我杜撰或假想出来的，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由于高质量的医生在减少，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状况只会加剧。只有两种人乐了——一是号贩子，二是伪医生。
“看病难的关键是解放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兼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几天前对我这样说。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其实就是通过回归价值规律实现对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包括人的技术价值和尊严在社会体系中得以承认和实现。只有这样，好医生的产出才会越来越多，我们才有可能解开看病难的死结。
再说“看病贵”，这个原因也已经被反复提及——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几万亿的财政预算中，只有1000多亿用于医疗支出。结果导致，中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2003年的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更有近五成的住院患者主动提出提前出院；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高达七成多。
好在，医疗保险体系扩大覆盖面的改革试点已经先行一步。今年7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根据文件要求，我国将在2010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然而，问题是扩大医保覆盖面是否能使钱花得更有效率？关键是看社保部门能否起到“守门人”的作用，对于医生给病人的检查和处方进行核查和把关。这些还未能在医改方案中得到肯定的答复。
７、找工作为什么越来越难？
□本报记者 吴晨光 发自北京
2008年，又将有大约56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杀入就业市场——相当于近一百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个数字与2007年的相比，则多了12个集团军。找工作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供给大于需求的“过剩性失业”
打开邮箱，又是一份求职简历。可以说，此人实力不俗——男，风华正茂，法学本科＋新闻硕士，有实习经验和作品。可他的要求很低——希望我帮他介绍到一张名不见经传的三流报纸供职。说实话，即使在10年前，我揣着钢铁冶金专业的毕业证试图进入新闻圈时，这张报纸也没放在眼里。
这并不是说他多不自信。10年光景，今非昔比。尽管1997年的劳动力供求比也在100∶70左右，但那时候，本科毕业生还是香饽饽，现在基本算是大白菜。2008年，又将有大约56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杀入就业市场——相当于近一百个集团军的兵力，这个数字与2007年的相比，则多了12个集团军。
有人大骂始于1997年的大学扩招，教育部马上出来反驳。其中一个主要理由是，中国大学生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事实(或许是不愿说？)，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了多少年，而中国又发展了多少年？美国大学生的增加，好比把盐撒到水里，让它一点点融化；中国高校的扩招，好比把海绵扔进水里，能吸多少吸多少，所以，才培养出不少水货高校和水货大学生——大学城拼命圈地，新闻、法律、经济等热门专业盲目上马，拉出老师就来教课。远的不说，就连我的母校——某著名钢铁学院，也竟然开设了新闻专业！
这些可怜的学生经过四年挣扎，慌慌张张加入了求职大军。哪里来那么多“对口”的岗位呢？全国媒体就那么多，一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就有约5万人应聘。钢院新闻系毕业？对不起，靠边站。但这些小朋友又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无法完成高级蓝领的工作——其实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严重缺乏高级技工的，所以出现了大学生过剩而“技工荒”的局面——这被劳动部的官员和专家们称为“结构性失业”。
有人把大学生就业难归结于他们的观念问题——“宁要东部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之类，纯属扯淡！南方周末调查表明，在西部一些高校招聘中，出现了“传菜员”、“面点工”之类的职位，而大学生们依然趋之若鹜。这充分说明，难题早已不是仅仅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
于是，大学生占据了高中生、初中生的位置。那么高中生呢？回头一看——晕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说，今后几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口都将超过2400万人，而新增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也只有1100万个，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如果这些人排成长队，间距1米，可以从北京排到纽约。尽管有一些人跑到街上当“走鬼”或者卖盗版碟，但这种隐性就业并不妨害“大局”。这就是国情，找工作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供给大于需求的“过剩性失业”。
当然，也要辩证地看待就业难问题，因为已经出现了民工荒。这种风潮从珠三角刮起，蔓延至长三角，而后登陆江西、湖南，并有席卷内地之趋势。学者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仍是“结构性失业”在作怪——农业税全面取消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导致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家乡或挤入第三产业而拉大了制造业的劳动力缺口。另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1980年代前超生制造出的“人口红利”——通俗解释就是劳动力过剩带来的经济飞速增长——即将结束。但即使按照观点提供者、中科院教授蔡舫的说法，至少也还要等7年，农村劳动力才能出现负增长。
但民工问题对那些迫切求职的城里人来说，只是一个小插曲。他们再降低门槛，也不可能混迹于建筑工地，去填补“年薪制”的民工的位置。
阻碍就业的还包括那些政府部门。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工商、城管等各类政府部门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费用和罚款，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
(实习生周华蕾、杨大正对本文有贡献)
８、油荒为什么年年闹？
□本报记者 曹海东 发自北京
没有一整套机制的设计，油荒依旧会卷土重来
这很像一个竞猜题目：每桶50美元、70美元、90美元，还是100美元？
从2005年以来，很多能源研究机构就在不断竞猜这个数据，然而事实每每让他们不得不频繁修正自己的数据。
这就是油价。三年前，“油荒”事件经媒体大肆报道之后，这个词成了中国能源领域除电荒之外的另一个热门词汇。
这场油荒大戏的主角有国际炒家、中石油、中石化、民营加油站、地方政府、媒体、国家发改委等等。而演出的次序，一般是民营加油站出现无油可卖，高挂“无油”免战牌，媒体将矛头对准中石油、中石化——认为其垄断油源，于是地方政府从中斡旋，但成效甚微，随之油荒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最后国家高层部门强势介入。“油荒”，不仅仅是国际油价高涨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石油从价格机制、油源开放以及期货交易等设计上，明显不是一整套机制。这种断断续续的机制设计彼此困扰，以至于在推出一项改革的同时不得不顾及其他方面。
要解决油荒的难题，首先涉及的就是石油价格机制改革。
目前，中国成品油的价格变化是由国家发改委掌控，其依据是当纽约、新加坡和鹿特丹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8％之时，发改委重新确定国内成品油的零售基准价。
这种貌似和国际接轨的定价机制，在国际油价大涨的过程中，始终不敢真正运行——若按此机制施行，国内油价几乎要超过公众的心理承受线。而这也是政府官员左顾右盼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官员们也意识到问题存在，他们似乎在寻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油价比较平稳的时候，与国际油价进行有效接轨。
但是，这个机会屡屡被错过，且只有在最坏的时刻——油荒出现，才会再次引起各方注意。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的高层放出话来，他们已经在调整新的定价机制，但是，这句话的后半截——什么时间推出，始终没了下文。
进入夏季，油荒再次席卷而来。人们此时不得不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油源垄断能否放开？
油源垄断问题从1998年石油市场重组以后，就一直伴随着中国石油业界。似乎只要不提反垄断，就没法走到石油市场正常发展的道路上来。
从站在中国石油第一线的加油站来说，这种抱怨是有理由的，他们的同盟从石油市场整顿前占市场的80％－90％，降到现在要依靠两大集团过日子的局面。
而也正是他们，最先感觉到油荒问题。其原因在这些企业看来，国家已经在法律上逐步赋予了两大集团的油源垄断权力，民营企业无法获得正常油源供应。所以，在每次遇到油荒的时候，国家发改委都会迫不及待地通过政府手段要求两大集团敞开供油、平抑油价，甚至要求提供原油给炼油厂，不许出口成品油。这种措施，在今年国际油价快要逼近100美元／桶的时候，异常明显。
但是，上游价格上涨，而下游价格被政府控制不变，困扰中国石油市场的“批零倒挂”始终无法消失。反过来看，也正是由于两大巨头垄断局面难以撼动，所以各种强有力的市场竞争者难以培养，油价改革也难以推进。
事实上，出现油荒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用油企业无法真正参与到期货交易中来。
要避免油荒，不仅仅是价格与国际接轨，更需要的是在交易规则上接轨。这种交易规则就是推动能源、金融的有效结合，建立期货交易机制。
事实证明，以2006年为例，国航之所以能够承受当年高油价的负担，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早在2003年就通过长线的期货交易予以锁定。
让用油的企业、单位参与到机制设计——期货交易中来，显然是增加国家石油软储备的一种方式，这也可以减少现货市场的用量的需求，而这正是国际市场攻击中国需求因素抬高油价的关键一点。
这些软储备再加上国家正在陆续兴建的国家石油储备库——硬储备，石油安全的确可以得到一定保障。
９、房价为什么节节高？
□本报记者 李红兵 发自北京
货币泛滥、住房保障的历史负债、不合理的供地制度，这三个原因造就了高房价
周末去小区对面的拉面馆吃面，等面条端上桌，感觉变样儿了：碗口又变大了，面条变多了，最主要的，是牛肉片又恢复了原先的厚度。上餐时随意对伙计开了句玩笑：“你们老板终于良心发现了。”伙计的回答也挺实在：“这不是肉又好买了些吗？总不能像你们住的房子，老那么难买。”
确实，相比吃肉，房子总是令人绝望。最近刚刚由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经济蓝皮书》，还是在强调那一套让耳朵已经听起了老茧的理论：土地供应越来越紧，经济仍在快速增长，城市化继续加速，需求仍然有增无减……
经过几年房价飙升的体验，这些道理已经成了妇孺皆知的“真理”。但老百姓还是不明白，房价为什么仍然越来越高？
其实，第一个原因仍然不得不归结为“钱多”。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部的热钱持续涌进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货币供应。既然钱多物少，资产变得越来越昂贵，不仅是房子，股票、黄金、大宗原材料都在涨价。
而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需要为城市低收入居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但中国政府实际上自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不成功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没有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因此，千军万马一时都不得不涌向了商品房。好在，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今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24号文中就已正式提出：把住房保障列为政府公共职责，并纳入政绩考核。
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供地制度的不合理。曾经有一度“地荒论”甚嚣尘上。但实际上，中国并非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因为土地的“水龙头”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才制造出“地荒”的假象。
每到岁末年初，中国各城市都会推出所谓的来年土地供应计划。然而，这个计划是依据多长时间、多大数量、什么结构的市场需求来制定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完全由政府单边的行政计划决定。而其根源，则在于中国各城市的土地完全由各城市地方政府所垄断，无法构建一个真正竞争化的土地市场，因而也无法形成开发商在土地开发环节展开竞争的前提，最终无法实现住房市场和土地市场同时与市场接轨。
其结果是，即使是在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度下，由于只有政府一家供应者，而土地是连片开发的，等于设置了门槛，参与“招拍挂”的只是有限的几家实力雄厚的开发商，形成不了充分竞争。他们拿到地后，一般不会将所有土地同时投入开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因此，在土地供给制度不能市场化的前提下，增加土地供应量只会增加这些大开发商的土地储备，而不一定会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住房的有效供应量。如此一来，增加土地供应量也不一定能降低房价。
今年以来，小产权房的出现曾经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以想象，如果小产权得到法律确认，那既可以使农民拥有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收益权，又可以对城市房价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很快，小产权房被宣布禁止购买，这使土地供应主体多元化的可能重新变得渺茫起来。
１０、创业者为什么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葛清 发自北京
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人们要鼓足勇气、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敢冒险“下海”。但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去散步一样随便。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你相信吗，在中国，六七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是老板。
今年7月，北京市科技委和清华大学发布的“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说，2006年中国创业指数(百名18到60岁的劳动力中参与创业的人数)是16.2％，全球排第六，跟世界公认的最具创新精神的美国不相上下。
即便如此，广东、陕西等十多个省仍不满足，今年还提出了“全民创业”的口号。
其实抛开这些统计数字，就在我身边，每天都能听到朋友们在谈论创业的想法。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人们要鼓足勇气、经历复杂的思想斗争后，才敢冒险“下海”。但现在，很多人提到创业的时候，就像去散步一样随便。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前两天，我到北京的一位教授家里做客，他已经退休，两个孩子也各自开了公司。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跟他讨论起来：
“教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全民创业的浪潮中去？”
“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找不到工作就创业呗。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创业带动就业，也是为了缓解政府压力。”“您是说失业的人太多，不得已被逼创业？”
“是啊，国企改制制造了大批下岗工人，高校扩招制造了大批无法就业的大学生，他们很多人就不得不创业，大部分是挤入了服务业。这也是产业发展趋势，一、二产业发展成熟了，第三产业就会兴起。”“照您这么说，全民创业其实并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事？”
“不，你得看到创业机会越来越多了，而且创业环境也有了变化。中国在1980年代出现过农民创业热，1990年代出现过官员下海热，现在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创业热。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创业方式，为年轻人带来了更多机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您刚才说到创业环境也起了变化？”
“嗯，你看看现在媒体天天在报道那些富豪的光辉事迹，这对人刺激太大了，凭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还能穿着西服上电视，我为什么不能？同时这也意味着，如果我创造了财富，不会像过去一样被清算，而是在法律上、社会认识层面上有了保障。另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可。民智开了，对政府就会有约束，这也为创业者创造了好的创业环境。”
“您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不敢去创业。最近我有一些朋友去做了自由职业者，也有很多朋友去创业，我一直觉得他们太冲动，您说，他们难道就不怕创业失败了找不到工作？”
“呵呵，看来你的脑筋比我还僵化。你的朋友肯定经过理性的思考才作出决定的。这跟我们国家单位体制的变化有关，改革开放前，人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单位，体制内单位垄断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但现在呢，连事业单位都要进行全员聘用了，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变革，大家可以有很多选择。我相信你的朋友们都有自己特殊的人力资本，不用担心他们到时候找不到工作。”“但创业也是需要资本的啊。中国的贫富差距在加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更富有的人手里去了，很多底层阶级的人想创业，但可能手里并没多少钱啊。”
“天使投资就是靠富人来做的，富人如果想使自己的财富继续增加，就必然会投资，也有可能支持创业者。大多数的创业者目前面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起始资金，而是创业技能不够，或者商业模式没有设计好。”
